透彻科技据彭博社报道，作为谷歌联合创始人和事实上的领袖，拉里·佩奇（Larry Page）向来以喜欢押注不太靠谱的空中出租车和太空电梯等项目闻名于世，但这些豪赌现在还不能帮助他前往华盛顿特区。不久前，佩奇被要求与Twitter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Jack Dorsey）和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前往国会山，就外国势力如何利用这些平台作证。
佩奇对这种要求不屑一顾。9月5日，当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听证会开始时，为他准备的黑色皮椅空空如也，尽管旁边的多西和桑德伯格已经就位。在放着“谷歌”名牌的地方，只有空白的记事本和静音麦克风静静躺在那里，这直接提醒人们关注他的缺席。
当参议员们因佩奇缺席听证会而接连抨击谷歌时，他们常常把怒火指向佩奇原本应该所坐的位置。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则把这种怠慢形容为“傲慢”，而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则对此感到“愤怒”。新闻摄像机镜头也频频指向空无一人的座位。
的确，该公司的收入在持续增长。没错，这意味着几年前谷歌重组母公司Alphabet后剥离的各个子公司，如无人驾驶汽车部门Waymo和所有其他“赌注”拥有他们需要的一切资源，可以寻求重大突破。
然而，在佩奇与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合伙创立谷歌20年后，可以说他的公司正进入最危险的阶段。谷歌旗舰产品的不断增长正成为其最大负担，全球各地的诋毁者都要求分拆其主导市场的搜索广告业务。今年夏天，欧盟对该公司处以51亿美元的天价罚款，原因是该公司垄断了谷歌的Android移动操作系统。鉴于俄罗斯支持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操纵谷歌平台，美国议员们正在探索监管YouTube的途径。
由于Alphabet未来面临着如此多的挑战，佩奇及其公司却在这一备受瞩目的听证会上缺席，不禁让人觉得意外。桑德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也拒绝代替佩奇出席听证会。在佩奇卸任谷歌首席执行官职位并开始执掌Alphabet后，皮查伊成为谷歌的实际负责人。弗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理解佩奇的行为方式，缺席听证会不仅会损害决策者的声誉，也会损害大量谷歌用户的声誉。他们有什么好隐瞒的？”
不仅仅是华盛顿，甚至在硅谷，人们也想知道：佩奇到底在哪儿？长期以来，佩奇似乎都想与世隔绝，这位卓绝的计算机科学家总是在公众视线之外思考技术问题，更不愿意登上杂志封面。与其他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比如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不同的是，自2013年以来，佩奇从未在产品发布会或财报电话会议上露面。自2015年以来，他也从未在媒体上露面。他把日常决策交给皮查伊和其他顾问。
但最近几个月，在对佩奇同事和密友进行的一系列采访中，他被描述为一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僻、接近退休的高管，公司里的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他的人。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要求匿名，因为他们担心遭到Alphabet报复。支持者认为佩奇仍在参与公司运营，但他对未来技术解决方案的专注分散了他对谷歌今天所面临问题的关注。一位最近离开公司的资深高管表示：“在过去一年里，我没有看到谷歌在如何处理这些社会问题和技术含量较低问题时发出强有力的核心声音。”
直到参议院举行听证会，谷歌回避式的蔑视都堆积在社交媒体巨头上，特别是在Facebook上。然而与任何其他科技公司相比，正是谷歌将我们推入前所未有的数据挖掘和企业跟踪人们线上、线下生活的世界。这家搜索引擎崛起于互联网泡沫破灭之时，制定了最聪明的计划，创建的业务模型让我们与其软件的每一次互动都为其计算能力和利润提供了保障。
佩奇之所以创办谷歌，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将创造收入视为一种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的手段。然而，他的成功也为创建当前肆虐的系统铺平了道路。在这个系统中，每个用户的兴趣和位置都被精确记录下来，以充当定向广告的目标。谷歌的早期投资者、如今的批评者罗杰·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表示:“迄今为止，谷歌都非常幸运，因为Facebook的失败更受关注，但谷歌也同样糟糕。”
Alphabet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已向美国国会提供了全球事务主管名单，并表示“让佩奇能够专注于其他赌注和长期技术问题，这些问题正是Alphabet成立后致力于解决的。”该公司将这些问题交给了旗下城市基础设施部门Sidewalk Labs的主管丹·多克托罗夫(Dan?Doctoroff)，后者曾是《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母公司彭博资讯(Bloomberg LP)的首席执行官。多克托罗夫拒绝评论佩奇是否有责任解决谷歌面临的更紧迫挑战，并表示他们没有谈及参议院听证会上遇到的问题。
过去，佩奇保持安静的方式为他赢得了喝彩，并为Alphabet的首席愿景大师塑造了良好的形象，但他最近的距离感让人怀疑究竟谁能带领谷歌度过这场生存危机。Twitter首席执行官多西和Facebook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此前曾在国会作证，他们已经多次为自家网络造成的意外后果道歉，并发誓称修复这些网络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佩奇却没有发表悔悟声明，也没有公开表示他打算如何应对公司面临的威胁。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有责任为了股东、员工和社会的利益重返公众面前。
你今天占了佩奇多少时间？认识他的人经常这样问，他们称他越来越频繁地消失在他的加勒比小岛私人白色沙滩上。这并不是说，在4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过着世外桃源式的隐士生活了。他仍在监管Alphabet旗下的每家子公司，不过他的参与程度尚不明确。与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现为Alphabet总裁)一起，佩奇甚至偶尔会出席Alphabet在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总部举行的每周一次的全员“TGIF”会议。
据谷歌现任员工说，佩奇有时会在现场回答员工的问题，不过他大多会听从皮查伊和其他公司领导人的意见。佩奇目前更多从事那些让他深感着迷的罕见项目，比如Alphabet秘密研究实验室X的科幻项目。
作为谷歌首任首席执行官，当佩奇于2011年从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手中夺回这个最高职位时，他对这个职位的态度就像是要解决工程难题。他每周工作80个小时，阅读商业领导力书籍，研究他的管理偶像，如比尔·坎贝尔(Bill Campbell)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然而，他逐渐厌倦了监督公司运营的单调乏味，他的心思更多地放在研发上，而不是损益表上。
据最近离职的高管表示，当讨论从核心技术转向单调的业务时，佩奇的眼睛会在会议上陷入“呆滞”状态。此人回忆起与佩奇的一次谈话，当偏离了他感兴趣的话题时，佩奇的答案是“你做的事情很无聊”。他也不喜欢处理这家拥有6万名员工的企业集团的内部政治。谷歌的一位前高管回忆说，谷歌员工过去常常称佩奇的高管团队为“L团队”，每当“L团队”之间爆发激烈辩论，进而升级到需要佩奇出面调解的地步时，他会告诉副手：“你们就不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吗?”
两名前谷歌副总裁表示，佩奇在任期间对人工智能进行了有先见之明的投资，并拥有大量存储谷歌不断增长的数据的设施，但这项工作的快节奏也给他的健康带来了巨大压力。上世纪90年代，佩奇被诊断患上声带麻痹，这种神经疾病最终使他在沙哑的耳语声中说话都变得十分困难。
2013年，佩奇在Google 的一篇帖子中写道:“布林说我可能是个更好的首席执行官人选，因为我用词更谨慎。”然而就在这一年，佩奇开始停止参加财报电话会议。一位曾经向佩奇汇报工作的人甚至回忆说，有一次他因为犯了错误而挨骂，导致首席执行官大喊大叫，好像佩奇剩下的所有话都要一次性说完。
2015年公司突然重组，皮查伊被晋升为谷歌首席执行官，佩奇则成为母公司Alphabet首席执行官。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退休计划：他能够保留对自己创意的控制权，同时放弃大部分责任，让自己有更多的自由，可以专注于他所谓的未来“疯狂”和“投机”押注。佩奇自己资助了三家旨在开创无人驾驶飞行器的公司，并痴迷于Alphabet旗下的各个机器人团队。
几个月来，他每周都会与Google Fiber项目负责人举行会议。Google Fiber旨在开发超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该公司一位前经理说，他每周都会与该项目主管开会，讨论如何实现这项服务的技术解决方案，比如在人行道上钻孔铺设光缆的新方法。
另一个耗费佩奇精力的科幻项目始于2015年，之前从未被报道过，这是个迪士尼式的重新构想交通创意，代号为Heliox。据三名知情人士称，这个神秘团队位于湾区的NASA前机库中，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与地铁列车宽度相当的塑料管道，并沿着圆形轨道蜿蜒前进，通过将氧气和氦气从后面注入隧道，推动骑单车者快速前行。
Heliox纯粹是佩奇的想法，是个太空时代荒谬而富有想象力的概念。按照佩奇的设想，这个管道系统可以拉伸成圆弧形，横跨在距离地面数十米的空中，从谷歌山景城园区的地面入口进入，向北行进56公里后在旧金山退出，所以谷歌的“彩色海滩巡洋舰”将来可能会跨越美国101号公路。是的，这听起来有点儿像自行车版的超级高铁。
包括Heliox在内的许多此类项目后来都失败或夭折了。作为Alphabet的首席执行官，佩奇必须安抚投资者，他们对他在谷歌核心业务之外的投资感到不安。现在，Alphabet几乎所有的支出都流向谷歌。几位熟悉情况的人士表示，近年来，佩奇对Alphabet旗下子公司的参与变得更少，因为“L团队”已经缩减为名叫“AlphaFun”的小圈子，而且公司内部的新项目很难再留下清晰的佩奇印记。
一位曾在X工作过的前经理表示，佩奇罕见的办公室签到行为类似于“皇家访问”，到处都是助手、跟班。Sidewalk Labs首席执行官多克托罗夫反驳了这一说法，他说佩奇“非常投入”，并引用了他们每周的视频聊天，以及7月份突然访问Sidewalk Labs多伦多项目的场景。虽然佩奇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访问该公司位于纽约的总部，但多克托罗夫说他们始终在讨论各种各样的想法，比如“动态路面”和“交叉叠层木材”。
如今，谷歌内部有一种感觉，即未来远景已被更紧迫的问题所取代。长期以来，该公司都以施密特来代表公众形象。施密特在今年1月辞去执行董事长一职之前，始终乐于在国会和批评人士面前为公司辩护。在过去两年的关键时刻，比如特朗普总统2017年签署移民禁令引发的抗议，以及今年春季谷歌因与美国国防部签署AI合同引发的内部动荡，安抚员工的都是皮查伊和布林，而不是佩奇。
对于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来说，这是个奇怪的时刻。与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在视频播客上吸大麻相比，佩奇的隐形风格似乎更可取。据佩奇的忠实拥护者说，佩奇的隐忍除了是个人喜好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公司战略。当谷歌在21世纪头十年后期努力扩张时，随着其在美国搜索市场的份额飙升至70%，它所能想到的每一项新业务都取得重大进步。公司内部的许多人认为，对佩奇的外部形象进行调整是明智的。他们意识到，在微软长达三年的反垄断诉讼中，比尔·盖茨(Bill Gates)已经成为了媒体的笑柄，他们不想让佩奇经历类似的场景。
不过，当前这种公关策略似乎有点儿过时了。总的来说，即使是被丑化最多的首席执行官(比如扎克伯格)，其名人效应似乎也对公司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佩奇缺席参议院听证会的情况下，更响亮的声音填补了空白，比如有人谴责佩奇不爱国。麦克纳米说，佩奇和皮查伊没有参加听证会，逃避了他们的公民义务。他表示：“你被邀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发言以保护我们的民主，然而你的回答是：‘我们太重要了，不能去’全世界都在看着他们:‘你们这些人到底怎么了？你们到底是谁？”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种谴责会扭曲佩奇作为友好未来主义者的形象。甚至他的半退休（也许是由于健康问题）不禁让人将其想象成虚弱而衰老的杰出人物，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忘记他比其继任者皮查伊更年轻的事实。2014年，佩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TED舞台上，当时他看上去出奇的年轻和乐观。当时他的声音十分低沉，但他深呼吸时发出的沙沙声让讨论变得严肃起来，他在讨论科技如何伤害人们，数据如何被滥用。
尽管佩奇曾谈及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的硅谷间谍活动，但当他反思公众在数字时代需要如何重新评估政府权力时，也可能在反思Alphabet和谷歌今天面临的挑战。他说：“我们还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对话，我们需要就此展开辩论，否则我们就无法拥有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不过，要想进行一场辩论，你首先需要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