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彻科技集微网报道，让我们先把时间节点拉到去年的5月15日。
这一天，我国驻以色列使馆的外交人员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了一封致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界的公开信，在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很多中国企业都期待着能和以色列的同行成为合作伙伴。但是到2018年底，中国对以色列的投资仅占中国在全球投资的0.4%，占以色列的外国总投资的3%。在过去的五年中，以色列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中只有4%来自中国，而以色列初创企业之间的并购交易中只有3%来自中国公司。多年来，中国的投资总额甚至少于英特尔的一项并购交易。在如此有限的投资大环境下，以色列怎么可能完全依赖中国？中国“买下以色列”的指控又从何说起？
去年5月，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右）窜访以色列，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左）会面，散播“中国威胁论”（@Kobi Gideon）
从这封公开信说起
这封公开信发表时，正值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耶路撒冷访问。公开信中阐述的事实，起到了两个基本作用：一是驳斥了采取极端反华立场和冷战思维的蓬佩奥在以色列散播的中国威胁论；一是说明了中以两国的高科技合作，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讲，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耶路撒冷邮报》上列出的一连串数据，也在去年10月份的以色列 Go Global Forum半导体创业者大会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证实：
Viola风投（Viola Ventures）机构的负责人Ronen Nir向媒体表示：“最近五年以色列崛起的30家高科技初创公司，只有四家和中国有紧密合作，这四家的对华贸易额大约为2500万美元，但所有的初创公司都和美国半导体企业有深度合作，有的甚至在美国本土开设了分部。”Ronen Nir还认为，目前半导体企业的融资渠道全球化程度很高，很多时候比较难以判断“中资”的构成成分，涉及到知识产权和专利转让时就很容易节外生枝。
有关这些年以色列初创半导体公司对华合作领域，我们还有另一组数据作为参照。
2018年，以色列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增长了80%，达到26亿美元。一位业内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英特尔以色列分公司至少占这些销售额的80%，即对华半导体出口额为20.8亿美元左右。
按照以色列进出口商贸有关部门的权威数字统计，广义上看，以色列半导体在2018年的总出口额度为39亿美元，而总商品对华出口额度为47亿美元。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成两句话：半导体就占了以色列对华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而这其中的80%左右都和英特尔有关。
于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可靠的结论：中以半导体总额增长很快，但合作广度还有待加强。
英特尔在 Kiryat Gat 工业园的厂房（@路透社）
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留给了以色列半导体行业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中美两国的高科技博弈战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这个问题也引起了美国商务部和外交部的警觉，虽然2018年以色列对美出口总额为109亿美元，仍然是以色列最大的贸易伙伴，但电子元件出口同比减少了20%；同时中国取代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按照美国鹰派的口径，中国正在中东一口一口“吃掉美国的午餐”。
毋庸置疑的是，以色列的确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中东最为特殊的国家。人口不到千万，面积大约相当于美国新泽西州，但却拥有全球最顶尖的人均知识产权占比、人均最多的高科技初创公司和最大的半导体出口占比，虽然以色列70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在中东最忠实的盟友，共享情报系统和外交资源，以及高科技领域的互通有无，但以色列和五眼联盟并不一样，20多年前的“费尔康预警机”事件就昭示着犹太军工集团其实可以有相当程度的外贸自主权。
2017年以色列主要出口合作伙伴。一年后中国超过英国位居第二（@Statista）
以色列半导体初创公司的生存法则
两年多以来，中美科技战也考验着这个中东小国，同时也是全球半导体“七雄”之一的芯片大国在中美博弈夹缝中的平衡度玩法。
总结下来，以色列的半导体初创公司，其市场生存法则有三大特色：
一，很少IPO，公开上市。诚然上市之后可以减少融资成本，提高公司知名度和投资人的信心，但以色列半导体初创公司，尤其是AI芯片设计公司非常注重保护公司的隐私权和免于受舆论干扰的权利，降低被恶意收购的风险；
二，IP可以走，但人才和技术留下。以色列虽然有诸如TowerJazz这样的能在某一半导体细分领域如模拟芯片设计在全球排名前列，但很少有大型半导体公司，貌似在有意控制公司规模。而且我们发现，大型半导体并购潮中，往往能看到以色列半导体企业的身影，比如2017年英特尔宣布以超过1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汽车半导体企业Mobileye，两年后，英伟达以近7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Mellanox以扩展其计算架构和数据中心业务，是两则比较典型的案例。以色列中小型公司相比市场拓展和影响，往往更重视技术研发，形成了“并购反哺”的良性循环；
三，政府资助和产业园的集团优势（主要位于色列南部城市凯尔耶特盖特Kiryat Gat），这一点在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评价中国半导体崛起原因时着墨甚多，兹不赘述。
2月1日，集微网“集微访谈”栏目采访了以色列主打CMOS半导体感应芯片的初创公司Newsights创始人Eli Assoolin先生，他在谈到以色列为何能孵化出如此众多站稳市场脚跟的半导体企业时，做了很多有益的补充。
Eli Assoolin先生在接受集微网采访时，强调以色列众多半导体初创公司有很强的不受政治干扰的，商业上的独立性
首先是极具特色的以色列科技行业的“军转民”现象。以色列有很多从军队中的精锐部队退役从商的成功例子，这主要得益于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作为一个准“全民皆兵”的国家，军队的纪律性给了以色列工程师们不言放弃，直面失败的勇气，再加上以色列政府从财政和税务上支持，给了很多以色列半导体初创公司很大的容错空间；
其次，是人力和物力资源整合能力。总体来说，以色列的优势在于芯片设计的创新思维，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也就是智慧型思考模式。以及集中整合资源的能力，使以色列能够长时间处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中的前列。
犹太人经商的小心思经常被中国人“看穿”
去年蓬佩奥的以色列之行，对美国来说不是完全没有“收获”——搅黄了一个中以合作的海水淡化项目。所以，让以色列中小型半导体企业纠结的是，目前还找不到一条真正绕开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制裁的方法，如果以色列的某先进芯片设计公司有中资背景，那么他们需要证明无害于美国国家安全，如果海水淡化工程被定义为国家战略资产，那么以色列与中国的半导体合作有可能重演20多年前的“费尔康预警机危机”事件，而且敏感程度很可能甚于前者。
即便是弱化在中美双方选边站队的态度，以色列半导体企业也会经常感受到来自中国相关企业相关布局的压力感，这种态势其实反而会推动两国在高科技领域进一步合作的愿景。
以色列高科技初创企业SIGNAL创始人Carice Witte曾接受过以色列著名科技类媒体calcalistech的专访，她提到了两则很有价值的案例。
光明食品集团于2015年并购了以色列最大的食品公司和乳品制造商Tnuva，从以色列的角度看，这好像占了一个小便宜，但对中国来说，拿到了Tnuva的高科技食品技术，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小型的产业孵化器，这往往被以色列国内的企业家们所忽视，即中国收购以色列的高科技企业往往立足于长远，步步为营。光明集团出价比竞争对手Erel Margalit更高，这并不仅仅出于“价高者得”的纯商业逻辑，而且还能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相当程度的政治回报。
而且在以色列人看来，中国人在引入高科技技术方面的智慧屡屡压犹太人一头。2013年，以色列理工学院校长佩雷兹·拉维（Peretz Lavie）和香港富豪李嘉诚就共建大学项目达成协议，拉维最初要求李嘉诚捐款2亿美元，最终被李嘉诚把捐款压低到了1.3亿美元，并且还附带以色列理工学院在汕头开设分校。通过这个汕头分校，中国可以获得从美国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都无法获得的技术输出和人才培养。
2011年9月，应李嘉诚基金会和汕头大学邀请，以色列理工学院校长Peretz Lavie访问汕头大学（@汕头大学官网）
而且，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商业实用主义风格给以色列的合作伙伴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Eli Assoolin在“集微访谈”中印证了这一点：“以色列和中国是理想的合作伙伴。有些中国的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设有分部，这一趋势仍将上涨，尤其因为中国领导人现在很重视半导体行业，而以色列能够支持中国半导体的发展。我们能合作，能帮中国公司培养人才。而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和以色列人的行事风格极为相似。在以色列，如果你想卖技术，就要从技术测试开始。不像其它的很多地方，要开很多市场会议，看很多PPT，大谈未来潜力和性能。在中国和以色列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要直观地看。直接看演示，直接看技术性能。而一旦技术部门过关，再要谈交易就简单快速了。我很喜欢这种模式，中国和以色列在这方面是一样的，他们最为关心的也是技术性能，以及多快能拿到产品。”
中以在商业精神上的完美契合度，能在以色列这个拥有全球8%左右的芯片设计人才及研发公司的国家更广阔地展开合作，目前该国狭小的国土内有160多个芯片研发、制造企业，而且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高科技新创企业超过30家（总数超过3000个），在白宫易主之后，对华合作完全可以再迈上一个新台阶。
余论
1948年之后，以色列作为美国插在中东的一颗重要的“钉桩”，政治立场是不言自明的，拜登上台之后，民主党团在认定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问题上并未针对特朗普改弦更张，两国政治基本盘的共识基础是很牢固的。而且以色列作为“瓦森纳安排”的重要外围盟友，也受到高科技技术转让的制约，但这并不代表中以半导体合作的上限不高。
Eli Assoolin在“集微访谈”中提到以色列芯片行业高级人才的人力成本很高，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其国内货币和美元汇率的影响，所以该国媒体非常关注中国的数字化货币改革的成果，这或许是两国芯片未来合作的一个“附点”和突破口。
而且，从过去二十多年的中美以三国关系来看，以色列利库德执政集团和共和党的关系更为亲密，所以美国大选之后，再加上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优势，会让美以两国的外交关系产生微妙的变化，相应地，中以合作的前景有理由比2018年以来的这两年更为乐观和被外界看好。（校对/holly）